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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农打造理想国——(七)海瑞 太祖附体  

2009-03-06 11:02:24|  分类: 独家策划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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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终其一生,清官海瑞都不自觉地为朱元璋的阴魂所操控。时隔两百年,龙驭归天的洪武皇帝再次找到了他在帝国的代言人,只可惜,相对于他最初的设计,帝国早已是面目全非。

文/谌旭彬

尊祖制,做个好校长

嘉靖三十四年(1555年),海瑞在福建南平县当县教育局局长,同时还兼任着本县公立学校的校长。这是海瑞的第一份官职。这位从海南岛的荒蛮之地走出来的小官僚,科举之路屡屡受挫,几十年凿壁穷经,一直没考上大学(进士),只挣回个高中文凭(举人),此时早已年过40。

对于熟读孔孟圣贤之书,立志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海瑞来说,40岁这个年龄实在有点尴尬。在大明朝这个讲究资历的社会,他至今还没有找到可供自己表演的舞台,这很可能意味着:他永远也不会拥有自己的舞台了。

所以眼下的海瑞看起来相当地愤懑,对自己的理想充满了失望。在给上级的一封辞职信里,他大发牢骚说:这种十八级混蛋的“缺陷世界”,已经彻彻底底的没救了(“何能有济”),我既然无能为力,还不如辞职回乡,独善其身。

引爆海夫子愤怒的,是前两天他凭空得了个“笔架博士”的绰号。两天前,南平当地的官员们到孔庙来进香,本县的公学也设在孔庙里,官员们进来的时候,所有的教 官们都跑出去跪见,这让海夫子相当不爽。因为本朝太祖皇帝早有规定,教官们在学校接见官员,只需要行个作揖礼就行了,不能下跪。这些规定如今还白纸黑字, 赫然写在《明会典》里,自己前些时间也刚刚下发了文件(《教约》),禁止在学校内跪见官员,但这些教官们竟全都置若罔闻,实在可气。

海夫子自己是不跪的,官员们进来,他站在人群中间,做了个揖就完事了。官员们享受下跪礼惯了,见海瑞不跪,有些生气,但人家按规矩行事,也不能把人家怎么 着,只好酸溜溜地撇下句闲话离开:“哪里来的这么个山字笔架!”两旁的人都跪着,海夫子孤零零地站着作揖,的确像是个“山”字,“笔架博士”的绰号,也就 在南平县里流传开了。

本来就一直郁郁不得志,刚踏入官场,又憋了这么一肚子气,海夫子很受打击,跟社 会怄气,决定甩手不干,就向上级延平府写了辞职信,说世道太坏了,老子不和它玩。官员们想起当日情景,正愁没理由撵走他,眼下他自己辞职,于是都劝知府批 准。知府倒显得有些惭愧,感慨说:“海瑞之言行均合祖制,是吾等行事之误也。”

知府表了态,海夫子的 气却没消,看来对社会成见很深。恰好朝廷大员朱镇山此时在福建主管教育,听说此事,就把海瑞找来谈话。朱长官准备送他去进修,海瑞却坚决要求辞职,朱长官 骂他:“你自幼饱读诗书,目的是什么?你出来做官,目的是什么?为了区区一跪之礼,难道所有的志向就要全部放弃吗?”终于骂得他回心转意。

海瑞继续做他的校长,继续只作揖,不下跪,府里的、省里的官员来了都不例外,“笔架博士”的名声也慢慢地冲出了南平,冲出了福建。来往的官员也不吝赞叹, “今日之世竟有此等教官”,“不为俗学所染,是教职中最为难得者”……海瑞开始成为明王朝教育界的楷模,官员们纷纷上书举荐他,嘉靖三十七年(1558 年),终于升了官,去浙江淳安作县令。

可惜,举荐海瑞的官员们并未意识到自己举荐了一个大麻烦。海瑞 严格要求依照本朝太祖皇帝的规矩来行礼这件事,没有引起这些官员们足够的重视,许多年以后,他们将深刻地认识到:严格依照祖制行事的海校长,和严格依照祖 制行事的海县令,完全是两码事。前者是光芒万丈的榜样,后者则是尊浑身长刺的大头佛。

 

尊祖制,不做招待所所长

吴思先生在《血酬定律》一书里有一项“重大发现”,这则发现很得益于海瑞做县官时期的经历。用海瑞的话说,这则发现是“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”,用吴思先生的话说,则是“县官其实就是个招待所所长”。

海瑞对招待所,也就是驿站的关注,由来已久。早在南平做校长的时候,他就给上级写过两篇文章——《驿传申文》和《驿传议》,专门谈驿站的事情,颇有狗拿耗子、越俎代庖的意思。当然,这也说明他对此事的关注非同一般。

县官是招待所所长的问题,每朝每代其实都存在。虽然国家设有专门的驿站,用来接待过往的官员,但人在官场,混的就是张关系网。上级打地面上经过,地方官多半都会出来招待招待,联络联络感情。

海瑞当然是个例外,这位淳安县令极度排斥招待所所长这个兼职。有两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可以作证。

一次是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公子打淳安经过,海瑞非但不去招待,当胡公子对驿站的招待不满,而把驿站的官吏吊了起来的时候,海瑞居然带着人赶过去又把胡公子给捆 了起来。没收了胡公子随身携带的大量行李财物不说,还给胡宗宪写信说,胡总督您一向要求我们清廉节省,不可贪污铺张,如今这个恶徒带着这么多财货,还说是 您胡总督的公子,据我判断,显然是个冒牌货。很让胡宗宪吃了个哑巴亏。

另一次是拒绝都御史鄢懋卿入 境。鄢懋卿的职位,相当于朝廷最高级的监察部长官,出巡地方,带有钦差的性质。淳安是个穷县,鄢长官的职位又太高,招待规格自然也高,更何况鄢长官还素有 铺张浪费的名声。海瑞是不做招待所所长的,即使想做,也没能力做,所以在鄢长官还没到来之前,就先给他去了封信。信里面海瑞说道,长官你离京的时候,就宣 布生性简朴,不喜欢逢迎铺张,让沿途的饮食供应以节俭为标准,不要侵扰百姓。但如今长官你所到之处,都在大摆宴席,大肆铺张,据说连尿壶都是银做的。说的 和做的完全两码事,下官我是糊涂了,不知该如何招待您才好。

鄢懋卿接到信,自然是不高兴。但海瑞素有些名声,也无从发作,于是干脆不去淳安县讨那个没趣,绕着走。

海瑞自己不做招待所所长,也希望天下所有的县官们都不要再做招待所所长。当然,仅凭道德自律,是做不到的,毕竟海瑞只有一个,凡夫俗子却有一大堆。海瑞也明白,还得从制度上入手。

不过在海瑞看来,从制度入手,也不算难事,因为制度本身是现成的,只需要直接拿来用就可以。还是海校长的时候,他就在那两篇狗拿耗子、越俎代庖的文章里对上 级说:“驿站的问题千疮百孔,为今之计,只有恢复国初之法,才是上策”,所谓的“国初之法”,就是洪武年间,本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下的驿站制度。

当年的海校长在文章里说:“福建如今的官员,和洪武年间相比,不过增了几人而已,近日又裁减掉了市舶司的镇守太监,在驿站流动的人员和洪武年间大致相等。有 人整天抱怨说严格按太祖的制度办事,驿站维持不下去,所以天天把制度改来改去,却从不去认真思考为什么洪武年间可以维持,为什么现在就不行!”

“他们还说什么此一时,彼一时,说什么洪武年间事情少,法律严,如今事情多,法律也更宽松。事情多,难道朝廷最近有什么特别的差遣?法律宽松,难道朝廷修改了法律?”

最后,海瑞愤愤不平地说:“就这么些官员,就这么多工作量,法律法规两百年来也都没改,不遵守太祖制定的驿站制度,分明是出于个人的私心,还找什么借口!”

海瑞的结论是:除了“求复国初”,也就是按太祖皇帝的规矩办事以外,奢谈其他任何措施,即便是“议事尽其变,防弊尽其周”,考虑得再周详、再严谨,也无济于事,“皆下策也”!

 

尊祖制,驿站垮掉了

海瑞对太祖皇帝的驿站制度无限心向往之,不过谁也没理会他的呼吁。他在淳安不愿意做招待所所长,得罪人也好,博取名声也好,都是他自己的事情,其他的官员们也懒得去招惹他,路过淳安,大不了学学鄢懋卿,绕着走就是了。直到隆庆三年(1569年),事情才终于起了变化。

此时的海瑞早已因为指着鼻子大骂嘉靖皇帝而名扬海内,他说所谓“嘉靖嘉靖”,就是“家家皆净”,可谓胆大包天,振聋发聩。新即位的隆庆皇帝很欣赏他的刚正,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,还给了他一个在京城任职的正四品高官,不过可惜是个闲职,不负责任何具体事务。

对 此海瑞自然是不满意的。他一贯的志向就是治国安民,不能将自己的施政理念付诸实施,那种痛苦真是让人难以忍受。1569年,又到了官员们按例给皇帝写自我 鉴定报告的年份。不甘寂寞的海瑞,并不是那种死板的书呆子道德家——他对付胡宗宪、鄢懋卿的那份智慧,确实不简单。为了得到一个可以让自己大展拳脚的舞 台,海瑞决定利用这次写自我鉴定报告的机会,“要挟”朝廷给自己一个实职。

海瑞在鉴定报告书里这样写 道:“陛下赦免了我的死罪,又破格提升我,在众臣当中,恐怕没有人会比我更迫切地想要报答陛下的恩典。我才疏学浅,如今不过负责察看呈递给皇上的文书而 已,没有任何权力,也不担任何责任,纯粹是个虚职。但我在这个位置上还是不称职,所以干脆请朝廷将我革退吧。”

海瑞一贯擅长用这种以退为进的手段。对付胡宗宪如此,对付鄢懋卿如此,这一次对付朝廷,也是如此。名义上是请求罢免,实际上却是在要挟朝廷给自己一个有权力 的实职——“如果你们真的敢于罢黜我这样一个有声望、以谏诤而名著天下的忠臣,你们必然不容于舆论;如果你们不敢罢黜我,那就请你们分派给我能够实际负责 的官职”(黄仁宇:《万历十五年》)

最后,朝廷屈服了,当年夏天,海瑞走马上任,南直隶巡抚。

然后,海瑞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,命令辖区内的所有县官们都不许再做招待所所长;然后,海瑞几乎把全国所有官员都给得罪了;然后,几乎所有官员经过海瑞的辖区,都选择绕道而行。

为什么会这样?真的是官员们素质普遍太差,如海瑞所说的那般道德沦丧了吗?

当然不是。

在海瑞眼里包治百病的太祖皇帝的驿站制度,在当时的主流观念里,却早已因为不合时宜而遭到淘汰。虽然朱元璋立下过祖制,洪武十八年还给后世子孙下了死命令: “后世敢有言改更祖制者,以奸臣论”,谁敢提议更改自己苦心孤诣弄出来的这套制度,一概杀无赦。    海瑞曾经质问别人说,本朝的法律制度两百年来都没改,你们 为什么不依法、不按制度去做?但他并没有考虑另一个问题:如果不是朱元璋生前下过死命令,不准后世子孙更改自己定下的祖制,这些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,恐怕 早已被改得面目全非了。

单就驿站制度而言,朱元璋时代存在着三个特点。一是法定的驿站开支标准相当 低,朱元璋希望官员们出差期间、旅途期间,也能够时刻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。二是朱元璋对富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厌恶感,不但通过迁徙、高税率、牵连入党 等手段打压他们,让他们负担大量差役,也是手段之一。这些差役之中,就包括供应驿站。洪武时代,各地驿站所需的马匹、船轿、饮食,大多都出自大户供给。一 年中的供应量没有上限,路过的官员越多,他们的负担也就越重。第三个特点是海瑞最看重的,朱元璋曾经明确规定:“州县理民事,驿递管过客”,明确禁止州县 官吏参与招待所工作,其目的则无非是防止官员们借口招待,公款吃喝,贪污腐败。

朱元璋的这些规定,在 正常环境下,显然不存在长期被严格执行的可能性。海瑞质问别人:为什么太祖皇帝那会儿按制度办事,驿站可以顺利运转,现在你们怎么却说不可以?其实他忽略 了一个重要的前提:朱元璋是凭着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高压政策,来维持这套制度的正常运转的。在高压政策下,富户们没办法规避这种变相的盘剥。但随着朱元璋 的去世,政治空气趋向缓和,富户们逃避这种不合理盘剥的本能也日益暴露出来,政府已不再能够通过这种程序上缺乏正义的方式,来筹措到足够的驿站运转经费。

洪武年间的县官们都不兼职做招待所所长,朱元璋的禁令固然是原因,但最重要的原因却是驿站经费充裕,不必求助于当地政府。到了海瑞所处的时代,富户们早已通 过各种方式,将驿站躲得远远地,驿站经费的极端拮据,自然而然会促使那些来来往往的官员们,去责成地方政府给自己提供所需的马匹、人夫、饮食等等。混迹官 场,混的就是张关系网,地方官多半也不会拒绝这种要求,尽管它违背朱元璋的祖制。久而久之,也就典册里的祖制是祖制,现实中的现实是现实了。

至于在县官们成为招待所所长之后,所导致的贪污腐败,以及转嫁到老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等,则都不过是上述转变带来的衍生物罢了。不过这些衍生物造成的恶果确 实很严重,海瑞到淳安作知县之前,当地每个成年男丁需要摊派驿站费用4到5两银子,邻近的建德县则高达9两之多。而经过海瑞的压缩之后,淳安每丁摊派到的 驿站费用就只剩下2钱多银子了。前后对比之大,可以窥见腐败的严重程度。

不过,打击腐败是一码事,恢 复朱元璋时代的驿站制度又是一码事。地方政府分担驿站费用,参与招待所的经营,虽然朝廷没有明文要求,也缺乏法律支持,但却是朱元璋时代的驿站制度名存实 亡之后,地方政府对制度漏洞的一种自动修复。海瑞将它归结为贪污腐败的根源,要求驿站制度回归祖制,却没有看到:现在这种局面的出现,恰恰正是祖制崩溃后的必然结果。

海瑞在南直隶改革驿站制度,恢复祖制的战绩是:当地过往的官吏们陷入无人理睬的境地,既找不到轿夫,也找不到驿马,往往需要自己掏钱去雇请,可谓苦不堪言。官员们出差,该经过南直隶的,干脆绕着圈子走。

 

尊祖制,两面不是人

作为道德楷模,作为一个清官,海瑞名扬四海。不过在此之外,海瑞还存在着另一重身份:本朝太祖皇帝的代言人。

海瑞一出现在明王朝的政坛上,就表现为一个对现实世界怀有强烈抵触情绪的人。和朱元璋一样,他也始终在幻想着一个理想的美好世界。洪武皇帝两百年前创建本朝时,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,这些政策的着眼点,全部在于保持一个农业社会的简朴风气。

朱元璋不喜欢自己的帝国里有富豪们存在。1397年,据户部统计,全国仍能保有田产700亩以上的地主只剩下14341户,他们的名单被呈送给皇帝,朱元璋 亲笔批准他们保有自己的产业,但同时又给他们派下许多的义务,使其家产无法进一步扩大。在朱元璋心目中,理想状态下的明帝国,应该由无数拥有一亩三分地的 小农组成。

1569年,海瑞走马上任,“单车入官署”,去南直隶做巡抚。此行,“慨然以澄清天下自 任”,江浙一带的富户们闻讯,纷纷将自家的朱漆大门涂成黑色。大家都知道,洪武皇帝又回来了。果不其然,除了要恢复朱元璋的驿站制度外,海瑞也决定将朱元 璋打击富户,尽量扩大小农数量的政策,坚决贯彻到底。

史书里说得明白,海瑞在南直隶的主要“改革”措 施可以归纳为四个字:“搏击豪强”,专门跟当地的富户们作对。海瑞也明明白白告诉所有人,自己就是要彻底恢复洪武皇帝当年定下的好制度。他写了一篇《督抚 条约》,将自己的施政精神传达到城乡各处,话说得很清楚:“我来这里做官,所有那些条约,都遵循一个宗旨,就是恢复祖宗的成法,不循常,不变旧,惟有如 此,才能缓解民困,舍此以外,不可言治!”

海巡抚觉得江浙的事态很严重,财货土地都集中在豪富之家,小民们没有立锥之地。于是下令大地主们退还土地,首先就拿前内阁首辅徐阶开刀,事情越闹越大,终于搞到舆论沸腾,终于失败。

许多专家说海巡抚是伟大的政治家,改革不成功,是反对派势力太大。这个说法有些不负责任。海瑞缺乏政治家的眼光,往往看不到问题的真正症结,在驿站问题上如 此,在“搏击豪强”的过程中也是如此。与其他朝代小农们被动遭受“兼并”有所不同,明代小农们多有主动请求大户“兼并”自己的行为。究其根源,与朱元璋的 祖制关系颇深。

朱元璋厌恶富户,为了打击他们,将许多差役都派遣给他们,如前面提到过的供给驿站。朱 元璋在世,富户们避无可避;朱元璋死后,他们都纷纷逃离了这些差役。但祖制本身却没变,那些差役还得富户们负担,大富户们有关系逃掉了,差役自然会落到中 富户、小富户们头上,依次类推,总归得有人承担。

小富户们也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:既然没有够分量的 权力关系,倒不如将自家的田产都寄托在大富户们名下。其运作方式是:小富户们名义上成了大富户家的佃户,佃户自然不必承担任何差役;作为报答,在收入上, 小富户们给大富户们一定量的提成。小富户们这么干,往下类推,富农、中农们也会效仿——不效仿,他们就会成为富户,就得去承担差役。

对大小富户、非富户们而言,这是个双赢的策略,但对国家而言,却吃了大亏,差役找不到人来负责,税收也明显减少。

南直隶当时的形势,“天下财货,皆聚于豪势之家”。海瑞痛心疾首,要搞改革,要恢复祖制,却没有意识到:如今这种局面,很大程度上,正是祖制惹的祸。当时反 对海瑞“搏击豪强”的,除了富户们,还包括很多佃户,海瑞觉得匪夷所思——他并不知道,他的恢复祖制,既触犯了富户们的利益,也触犯了这些“佃户”们的利 益,结果自己两面不是人。

活着的老祖宗

海瑞对本朝太祖皇帝的敬仰之情,实在是有如滔滔江水,连绵不绝。他曾经说过,太祖皇帝“视民如伤……毫发侵渔者加惨刑,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”,实在是千载难逢 的盛世。对朱元璋定下的那些祖制,海瑞坚信“其粹乎圣贤中正之道”,绝对完全符合上古圣贤们所说的中庸、方正之道,是万世不易的真理。

所以,我们既能在上述这些大政策上,看到海瑞对洪武祖制的无限向往,也能看到海瑞对日常细节的苛求——当南京的一位御史在家里找了一个戏班排演戏曲,被他知 道以后,他同样固执地坚持要按照洪武祖制,对这位御史施行杖刑。在恢复洪武祖制这个问题上,无论是国家大事,还是日常细节,海瑞一概都不放过。

对于这位整日里拿着太祖皇帝的祖制说事的“全国人民的楷模”,帝国上下无不感觉头疼。就连张居正这种同样也终日打着“恢复祖制”招牌的改革家,也不例外—— “祖制”在张首辅那里不过是一张政治家的遮羞布,在海楷模那里,却成了实实在在的金科玉律。所以张居正也怕海瑞,当别人劝他启用赋闲在家的海瑞时,这位千 古名相感慨道:“只宜坐镇雅俗,不当重烦民事”。做道德楷模可以,负责实政却是不行的。

两百多年了, 朱元璋不让后世的子孙更改自己的祖制,可后世的子孙们早已学会了阳奉阴违,所谓祖制,不过是躺在蛛网尘埃中泛黄的几页书纸而已。海瑞的存在让整个帝国陷入 了一种尴尬的境地。他固执己见、百折不挠,立志要将整个帝国拖回到洪武时代。祖制在那里摆着,没人敢说他做得不对;但现实也在那里摆着,更没人愿意回到洪 武时代。海瑞自信掌握了真理,却始终孤军奋战,屡战屡败,原本愤怒的性格也就变本加厉,1570年春天,在南直隶搞得两面不是人的海瑞再次提出辞职,在奏 折里愤然骂道:“举朝之士,皆妇人也”。

把帝国所有官员都给骂了,得罪的人也就更多。

这声谩骂里还透漏出了海瑞的偏执,所有自以为手中握有真理的人都会出现的偏执。

这份偏执最终在1585年达到巅峰。这一年,海瑞在给皇帝的辞职信里说:如今天下贪污腐败成风,只有恢复太祖皇帝贪污八十贯就绞死的律令,以及剥皮实草的酷刑,才能扭转贪风。

许多年来,帝国的官员们一直对这位犹如太祖皇帝附体、这位“活着的祖宗”隐忍不言,海瑞此言一出,终于给他们找到了发泄的机会。山东道监察御史梅鹍祚弹劾他 说:“海瑞奢谈高皇帝剥皮实草的酷刑,如今太平时代,说这种不祥之语,岂能引导君王施行仁义!”御史房寰也骂他:“妄引剥皮囊草之刑,启皇上好杀之 心”……儒家经典中的“仁义”要高于洪武祖制,海瑞无力反驳。最后,皇上也发话了,一语就道破了海瑞全部的剩余价值:“当局任事恐非所长,而用之以镇雅 俗,励颓风,未为无补”,做事情海瑞是不行的,但做做道德楷模,还算很不错。这番话,和当年张居正的判断,如出一辙。

万历十五年(1587)岁暮,海楷模终于在绝望中离开了人世,死时对世道满怀愤懑。他的死没有给这个暮气沉沉的大帝国带来任何震动,相反,“北京负责人事的 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”(黄仁宇:《万历十五年》)。死后,海瑞只留下8两俸银、一顶头巾,几件旧衣服。整个帝国都在伪装感动,因为他们都知道:只有严格 按照太祖皇帝定下的俸禄制度过日子,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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